1935年初冬，重庆朝天门码头寒风凛冽，行船佬指着岸上一群布衣汉子低声嘟囔：“那伙子是袍哥。”一句随口的话，让外地旅人缩了缩脖子。
外省人对袍哥的印象，多停留在“帮会”二字；若回溯到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长卷，却能看见它是天府之国社会结构的灰色补丁。
清康熙六年，四川总人口不足60万，无数移民逆江而上，与陌生山川为邻。宗族支撑缺位，官方行政仍然薄弱，乡民需要自我防卫的纽带，哥老会雏形便在坡坎旮旯悄然发芽。
与江南青帮偏重码头垄断不同，川中袍哥借茶馆、水码头、香火会，织出一张覆盖城乡的关系网。茶铺里的“吃讲茶”，俨然民间法庭，口角纠纷常常三碗盖碗茶便化干戈。
19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清廷财政衰弱，胡家坝、射洪场战事频仍，袍哥会从秘密山寨走向半公开。范绍增后来自嘲：“范哈儿不过扁担挑两个世界。”扁担一头是军阀头衔，一头是袍哥“坐大爷”的资格。
有意思的是，袍哥内部用排位强调血性与规矩。八排缺四缺七，不为玄学，而是忌“死”“截”。二爷排位空悬，只供关圣像，既借神威，也警告后辈克己。
这些汉子彼此称兄道弟，却并非乌合。他们有黑话《海底》，讲究“义字当先”。路遇孝子棺木进城，必须停轿让道；逢寡妇受辱，出手帮忙还要留下茶钱。乡人于是把袍哥视作“半个衙门”。
1911年保路风潮爆发，罗纶在成都抛出“存川路、救汉族”的口号，川内三万余袍哥一夜扎彩旗、备喇叭，铁路株梧一线烽火四起。正是这张草根网络，迫使清廷撤回全国铁路国有化方案。
抗日战火蔓延后，四川成为大后方。川军征兵牌子刚挂出，乡保长联袂一名袍哥大爷挨户动员。许多男丁按下血手印，只说一句：“兄弟，上前线！”战区后勤处统计，出川部队中袍哥成员约占七成。
台儿庄会战的巷战最为惨烈，王铭章师被围，信号弹尽。他对副官喝道：“川娃子死不得虚名！”随后拼杀突围，仅百余人脱险。战后清点，官佐中三分之二是袍哥排身，牺牲者名单被焚献于关帝像前。
1949年，解放大军抵达重庆。市公安局通告：“三日内各帮会登记。”不少袍哥代表走进临江门旧会馆递交名册，随后上交枪械、账簿，就此散伙。地方接管顺畅，部分旧骨干转为治安力量，官方档案简记四字——“蜀中无声”。
今日再登朝天门石阶，仍能瞥见残破会馆的楹联，风雨剥蚀了字迹。街巷却偶尔飘出“超社会”“挂彩”之类土话，提醒行人：那些披短褂、执马刀的汉子，曾以自己的方式守土保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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